科技支撐碳達峰碳中和

PM2.5成為污染物的衡量指標以來，500爆表、300嚴重污染經常被提及，但爆表、嚴重污染到底會不會縮短人的壽命，縮短多少?

反過來說，PM2.5值越低對健康越有利，那么，PM2.5數值降低后人的壽命又能延長多少呢?一直沒有一個可量化的答案。

清華大學研究團隊日前在《自然·地球科學》上發表相關研究，量化了2002—2017年間影響我國PM2.5污染及健康損失的主要因素。例如，研究顯示，從2002—2017年，我國能源結構轉型和經濟結構優化分別使得PM2.5年均濃度下降18.1和16.6微克/立方米，各避免了38萬人和34萬人的過早死亡風險。

該項研究是首次基于歷史數據和模型算法，對中國大氣PM2.5污染與健康影響長期變化的影響因素進行的定量分析。

如果任由PM2.5上升，死亡風險增加百萬人

“PM2.5污染與死亡風險有著密切的關系，此前研究表明空氣污染對于慢性病等患者會產生很大的健康影響。”論文通訊作者、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教授張強告訴科技日報記者，但PM2.5污染健康損失的長期變化是由一系列自然和人為復雜因素影響共同疊加的結果，全面厘清各類因素對PM2.5污染健康損失的影響需要構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深度交叉耦合的技術方法。

張強課題組設計出一套大氣科學、環境科學、經濟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模型方法，將排放清單、空氣質量、健康效應等模型耦合起來，定量分解了2002—2017年間經濟水平增長、污染末端治理、能源結構轉型、人口老齡化和醫療條件改善等8項主要因素在中國大氣PM2.5污染對公眾健康影響中的作用。

通過在模型中對真實世界再現并進行分析，如果單獨看經濟發展因素影響，團隊發現經濟發展導致化石能源消費增加、促成PM2.5濃度升高，這個因素使得相關死亡風險增加123萬人。

也就是說，如果任由經濟增長導致的PM2.5濃度上升，不加約束、也不加治理，那么整體人群的死亡風險將增加123萬人。

“大氣十條”出手，拐點出現

“我們在‘大氣十條’實施之后，明顯看到了拐點。”張強說，這意味著政府組織實施的能源環境政策，比如提升能源效率、優化能源結構、污染末端治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通過減少污染物排放，減輕PM2.5污染水平，使得人群整體的健康受益。

受益多少呢?研究發現，污染末端治理政策的實施作用巨大，它避免了87萬人的死亡風險，抵消了經濟增長導致死亡風險增量的70%左右。而能源結構轉型和經濟結構優化對空氣污染改善也有顯著貢獻，合計避免了72萬人的過早死亡風險。

2013年，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即“大氣十條”，“劍指”造成污染的系統問題，不僅通過全面整治燃煤小鍋爐，加快重點行業脫硫、脫硝、除塵改造等做“直接減法”，而且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加快調整能源結構。

“例如，2002—2017年間我國的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從68.5%下降至60.4%，非化石能源消費的比重從8.2%升至13.8%，這樣的能源結構轉型得益于國家能源政策的引導，也得益于科技創新促進新能源的推廣應用。”張強說，能源結構轉型使得2002—2017年間我國PM2.5年均濃度下降18.1微克/立方米，避免了38萬人的過早死亡風險。

老齡化讓PM2.5下降的要求更急迫

研究發現，我國老齡化程度加劇以及人口總量增長等因素，在2002—2017年間使得PM2.5相關死亡風險增加109萬人。盡管醫療條件的改善抵消了43萬人的死亡風險，但仍舊對PM2.5濃度的下降提出了更急迫的健康要求。

“未來需采取更為嚴格的清潔空氣措施。”張強認為，2018至2020年《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的實施，讓PM2.5濃度進一步下降，但與“大氣十條”實施階段相比，整頓關停、污染物排放治理等“直接減法”的空間已經收窄。

“預期在未來的空氣污染改善中，能源結構調整和經濟結構優化等結構調整類因素的作用會愈發突出。”張強表示，“通過優化做減法”會成為“十四五”期間的重點，各個行業產業應加快推動從“末端治理”向“源頭治理”轉變，釋放能源、產業、交通和用地結構調整的污染減排潛力，加速能源清潔低碳轉型，以保護人群的公共健康。